（一）感動的感動傳真

美國著名作家、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一生，經(jīng)歷了在美國、俄國和中國生活和工作過三分之一的時光。

她不遠萬里，六次來中國。

她的報道和著作，充滿對中國的同情和摯愛，幾乎包括了中國革命的整個過程。

馬可波羅對豐富、神奇、美麗的古老中國文明充滿向往，有著瀟灑走一回的游歷。

斯特朗是艱辛跋涉在貧困、苦難、戰(zhàn)亂的中國。

她一雙藍色眼睛在苦苦追尋黑暗中的紅色光亮。

1958年，72歲的斯特朗定居中國北京。

1970年，85歲的斯特朗安眠在她深愛并同樣深愛她的中國大地上。

中央新聞紀錄電影制片廠的年輕編導許蕊，被斯特朗的獨特個性，執(zhí)著追求，同中國人民和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不同凡響的情誼結(jié)緣的故事所打動。

許蕊同執(zhí)行導演廖曉鷗、張晴共同制作了有新意、有氣質(zhì)、有溫度、有深度的人物傳記類型專題片——《安娜與中國》。

她們以中國女性的認真、細膩、堅韌、柔情的態(tài)度和敏感的視角，重新解讀、挖掘和表現(xiàn)西方女性斯特朗的故事。

作品采用“情景再現(xiàn)”的形式，彌補影像資料的匱乏。

《安娜與中國》分成“尋路”和“歸宿”上、下兩集。我認為是對斯特朗人生的準確、鮮明、生動的思想和藝術(shù)的高度概括、歸納和提煉。

值得點贊的是編導對“再現(xiàn)”的清醒把控，沒有模仿或追求“劇情片”的套路。依然堅守“真、信、活”的中國傳記文化的原則，堅持“內(nèi)容為王”的紀錄片的本真、本色與本質(zhì)，將古老的傳統(tǒng)文化同現(xiàn)代傳媒的多元化手段生動地嫁接、組合、優(yōu)化與融合。

作品將斯特朗著作的文字所具有的歲月的沉淀性、保鮮性、靜態(tài)可讀性變成動態(tài)影像的直觀性、互動性和沉浸性以及代入感和故事性。

中國革命真實史料鋪墊、關(guān)聯(lián)、烘托出的典型環(huán)境，凸顯了斯特朗這個典型人物的所思、所想、所為的生命的歷程和心靈的軌跡。

作品遠離說教煽情的宣傳味。

力求煙火味、人情味、泥土味，貼近世事人性、人情、人心。

沒有把人物臉譜化、標簽化、理想化、娛樂化；力求個性化、情感化、生活化、立體化。

《安娜與中國》以人物為主軸，以故事為載體，以情感為核心，以細節(jié)為重點，以真實為靈魂。

（二）從陌生到心貼近中國“磁場”

大處著眼，小處落墨。

作品抓住了斯特朗生命的精彩亮點——年齡。

年齡對于她不是簡單的數(shù)字，而是體現(xiàn)出卓爾不群的勇氣、智慧、責任心和精神。平靜的年齡數(shù)字背后是翻滾的時代驚濤駭浪，是跌宕起伏的個體的命運。

斯特朗生長在美國的中產(chǎn)家庭。自幼就有逆風飛揚，爭勝好強的性格。青春時期，富有激情和浪漫情懷的她，積極投身有關(guān)工人運動和兒童福利的社會活動。熱愛和平，有強烈的正義感。

1917年美國參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這是一場帝國主義重新瓜分殖民地的非正義的戰(zhàn)爭。美國貪婪與霸凌，虛偽與殘暴的本性，粉碎了斯特朗對自稱“人權(quán)衛(wèi)士”、“自由旗幟”、“民主燈塔”的美國夢，重創(chuàng)了她善良的靈魂。

此時，俄國發(fā)生了十月革命，她被這場震撼世界的新生事物所吸引去了莫斯科。從此，她的思想變得激進，急迫地關(guān)注著世界革命風云。她要成為“革命的記錄者”，在尋找“成功革命”的答案。

斯特朗在1925年10月，孤身一人坐火車離開莫斯科前往遙遠而陌生的中國。橫穿砭人肌骨的寒冷的茫茫西伯利亞，輾轉(zhuǎn)來到炎熱的中國南方。

時年40歲的斯特朗第一次來中國。她見證并報道了轟轟烈烈的省港大罷工，為中國乃至世界工運史留下了重要的一筆。她是罷工委員會允許進行采訪的唯一外國記者。她采訪了同齡的共產(chǎn)黨員、中國工人運動的先驅(qū)和省港大罷工的領導者之一的蘇兆征。

斯特朗第一次來中國的第一印象、第一感覺是熱烈而溫馨。

作品用獨白的方式表露她真實的內(nèi)心世界：“廣州的罷工是艱巨的、無情的。我一進罷工總部就感受到了這里不再是異國他鄉(xiāng)，而是我的家鄉(xiāng)”。

1927年，42歲的斯特朗第二次來中國。她目睹蔣介石的“四·一二”反革命叛變，大肆屠殺共產(chǎn)黨員和革命群眾。她切身感受到中國革命者寧死不屈、信仰不變的精神血脈。大革命失敗了。中國農(nóng)民運動的不滅的地火在運行。斯特朗奮筆寫下關(guān)于中國的第一部書：《千千萬萬的中國人》。她對中國革命充滿信心和期待。“有勇氣把中國從中世紀推進現(xiàn)代世界的將不會是那些北方或南方的將軍們，不會是那些膽小怕事的政客官僚們，而必定是這樣的工人和農(nóng)民”。

1938年，抗日烽火。53歲的斯特朗冒死穿過敵人的封鎖線，來到“千山萬壑，銅墻鐵壁”的太行山八路軍總部，采訪了身經(jīng)百戰(zhàn)的朱德、彭德懷等人。

1940年，55歲的她，在重慶采訪國共雙方領導人，見到周恩來，一見如故。

周恩來預感國民黨會對共產(chǎn)黨下毒手，他把有關(guān)機密資料，讓她帶出去，伺機向世界披露。這次重托對她是政治上極大的信任。

1941年斯特朗在返美途中，驚悉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發(fā)生了。周恩來悲憤地寫下“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詩句。國民黨政權(quán)在握，操縱國內(nèi)外話語權(quán)，把預謀圍襲新四軍的卑劣行徑，“甩鍋”給受害的中國共產(chǎn)黨，用謊言掩蓋血淋淋的事實。

斯特朗沖破重重阻力，通過曲折的途徑，成為首位向世界揭露“皖南事變”罪魁禍首蔣介石的罪行真相的獨家新聞的西方記者。

1946年，是國共內(nèi)戰(zhàn)觸發(fā)的敏感時刻。時年61歲的斯特朗風塵仆仆地來到延安。她的筆觸真實地描繪“解放區(qū)的天是明朗的天”。世界上獨一無二的最高學府窯洞大學。中共領導人等一群“土包子”伴隨著一臺留聲機的樂曲，隨心所欲的自由舞步，跳著“洋味”的華爾茲。

斯特朗面對面地采訪曾被南京政府高價懸賞索取頭顱的中共領導人毛澤東。這位人民領袖待人接物坦誠樸實，有著榮辱不驚的氣度、堅定不移的信仰、過人的智慧，用生動幽默的談吐，表述對世界的洞察和驚世的獨到論述。毛澤東平凡而非凡的人格魅力令她敬佩。她親自聆聽和記錄毛澤東對“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精彩論斷，并向全世界廣泛傳播。

1947年國民黨進犯延安，黨中央轉(zhuǎn)戰(zhàn)陜北。斯特朗淚別黃土地，返回大洋彼岸。她始終以雪中送炭的善良和真誠，發(fā)出正義之聲，同情、呵護、支持在歷史的冷酷與殘酷的凄風苦雨中顫動的新生命。她始終為處于弱勢和困境中不懈奮爭的中國革命鼓與呼。

（三）命途多舛的十年孤獨

斯特朗離開中國十年間，風云驟變。

    她在蘇聯(lián)遭逮捕后被驅(qū)逐出境，無奈回到了美國。此時，美國資本主義社會掀起了反共的麥卡錫主義惡浪，瘋狂迫害國內(nèi)進步人士。禁書、禁言、禁錮“不同政見”的思想并剝奪人身自由。斯特朗早已被列入黑名單，成為被跟蹤，限制和嚴厲打擊的對象。這期間，傳來丈夫突然在俄國逝世的噩耗。她身陷孤寂、無助和悲情之中。但是，中國革命充滿希望的輻射力和磁性力，依然強烈地吸引和激勵著她。

我頓時想起海明威的話:“生活總是讓我們遍體鱗傷，但到后來，那些受傷的地方一定會成為我們最強壯的地方”。有理想的斯特朗是堅強的。厄運沒有把她擊倒，悲痛沒有把她摧垮。我在《安娜與中國》的這一段真實的故事敘事中，讀懂了直擊靈魂的三個關(guān)鍵詞：牽掛、信賴、等待。

（四）久別重逢的情感感染力和穿透力

作品的成功，在于用事實講故事，用情感講故事，不僅還原了歷史，更還原了人性和個性。不僅表現(xiàn)了斯特朗在做什么，更重要讓我們看到她為什么這樣做的內(nèi)心世界。從記錄的層面深入到揭示的深度。

斯特朗與中國的情誼，是在歲月的酵母催化中變化，在風雨中同舟共濟，在共同的理想的追尋和信仰中與時俱進。她對中國的愛是可發(fā)不可收的情感，不是抽象的概念或豪言壯語的拔高，而是實實在在地可以觸摸到的具象事實。

歷經(jīng)十年的煎熬與折磨，斯特朗終于第六次來到了中國。那已經(jīng)是1958年，她是72歲的老者了。

十年分離再相逢。這一年，她同老朋友毛澤東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歡慶中國人民共和國成立九周年。毛澤東感慨地說：一別十年，早知道當年就不讓你走了。

    毛澤東、周恩來專門為斯特朗舉辦80歲的祝壽活動。周恩來深情地說：中國是你的家，北京是你的家，你要留多久就留多久。毛澤東和周恩來贊揚斯特朗是“中國人民的宣傳家”。

摯友重逢的心里話，閃現(xiàn)出多少莫逆之交、患難之交、生死之交的歷史畫面，深藏多少超越時空的情長意濃的記憶，蘊含著多少感人肺腑的思想、情感、精神的內(nèi)涵和革命的浪漫情懷。

作品真實而藝術(shù)地呈現(xiàn)毛澤東與斯特朗在窯洞暢談后，他夜送斯特朗的故事就充滿詩情畫意，情景交融。“毛澤東用煤油燈照亮高低不平的小道”、“毛澤東站在小山上目送”、“車輪在延河河床濺起的浪花”、“延安上空點點星光”……見人、見事、見情、見景、見物，描述得有細節(jié)、有氛圍、有情感、有意境。

作品在調(diào)動視聽藝術(shù)的諸元素上是下了苦功的。不同距離、不同角度的語言形象化的處理，較生動地突顯斯特朗的故事，遠距離訪談在英國年近八旬的斯特朗侄孫特雷西，近距離在北京訪談曾與斯特朗共事已年近90的老人，疊加獨白和旁白的多重視角真情訴說，更顯得親切和珍貴。

但是，在個別典型事件的敘述，還拘泥于“就事論事”的慣性思維，缺失必要的聯(lián)想和虛實結(jié)合的穿越性與滲透性。比如：斯特朗十年后同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的情景，就可以閃現(xiàn)當年在延安時他們在窯洞相遇的細節(jié)，加深重逢情感的感染力和故事的生動性……瑕不掩瑜。整體而言，作品是出彩的。

（五）點燃風中之燭

從青春芳華到耄耋之年，她畢生追尋理想中國和中國理想。斯特朗與中國是共燃理想之火。為了給世界講好中國故事，她走遍了大半個中國，邊走邊寫邊報道。

1959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平息西藏上層反動分子叛亂后，開始進行民主改革。西藏從農(nóng)奴社會一步跨入社會主義的變化，引起了國際社會的關(guān)注。新華社邀請了十一個國家的記者前往實地調(diào)查。年事已高的斯特朗堅決要求參加這次活動。她自豪地說：“我是訪問過拉薩的年齡最大的美國人”。

這一年，她是74歲。斯特朗走訪了貧苦的喇嘛和翻身農(nóng)奴，看到了打破農(nóng)奴制度枷鎖的新生活。她激情澎湃地以真實的見聞寫成一本書——《百萬農(nóng)奴站起來》，用事實駁斥了西方世界政客對西藏散布的謊言。

斯特朗深知人民中國的勝利，是“幾家歡樂幾家愁”。長期以來，中國是處于“挨打、挨餓、挨罵”的極不公平的遭遇。她從1963年起主編了一個向世界客觀、理性介紹中國動態(tài)的刊物——《中國通訊》，從西方人的角度看中國，先后出版了69期。

斯特朗用一生詮釋她的觀點和立場。“與其咒罵黑暗，不如燃起一支明燭”。她滿腔熱情用寫作與報道，力求改變有些人對中國的偏見與成見，針對某些國家對中國的歧視和惡毒攻擊，還中國一個公道。斯特朗臥病在床，還惦記著要為第70期的《中國通訊》，寫下中國革命對她終身追尋理想的生命支撐和重大影響。

可惜，我們無法看到她完成這一華章了。此時，我仿佛看到她駝著背，堅持用僵硬的手指，在有力地敲擊著打字機鍵盤的音響，仿佛聽到她那顆躍動的中國心。

此刻，想起斯特朗風塵仆仆六次來到中國的情景。她每一次都落在中國社會大變革、世界風云大震蕩的時間點上。如今，《安娜與中國》又落在中國共產(chǎn)黨百年再出發(fā)的偉大新時代，恰逢中美較量與博弈的嚴峻時刻和全球抗疫的非常時期的時間節(jié)點上。這部專題片的應運而生，更顯其重要性、必要性和現(xiàn)實意義。

（六）愛在“月亮的背面”

    《安娜與中國》的結(jié)尾有新意，情理之中、意料之外。意味深長的刪節(jié)號代替了就事論事的常規(guī)句號。斯人已逝三年后。國際友人路易·艾黎默默地翻閱斯特朗送給他的《千千萬萬中國人》這本書，扉頁上贈言：“……紀念我們共同登臨月亮的背面”。

中國革命艱苦卓絕的歷程，曾經(jīng)如“月亮的背面”那樣幽暗、神秘、不為人知，為了讓世界認識中國的人民與人民的中國，斯特朗和她的摯友鍥而不舍地踐行了月亮最知我的心的承諾。

許多年輕人看了《安娜與中國》播放后，被斯特朗穿過悲和喜，越過生和死地深愛中國的真實故事，感到驚嘆和震動。他們動情地說：連外國人都這樣用生命記錄中國，用生命擁抱中國，我們怎能在百年未遇的大變局、大挑戰(zhàn)的面前躺平？怎能對現(xiàn)實生活無動于衷？怎能不更加熱愛自己的祖國母親？

《安娜與中國》真實地塑造了可信、可敬、可愛的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是一部能引起人們感動的思考、思考的感悟到感悟的奮發(fā)的優(yōu)秀紀錄片。今日中國，面對世界輿論生態(tài)嚴峻而復雜的環(huán)境，我們多么想念并需要像斯特朗那樣知華、友華的朋友。中國有“滴水之恩將涌泉相報”的感恩文化傳統(tǒng)。我們一定永遠紀念她，記住她，學習她。

此時，我想起臧克家一句詩：“有的人死了，他還活著”。又見斯特朗。真愛永不死……

（本文作者為著名紀錄片導演、中國新聞社原副社長）